故事巢部落格

客觀看台灣最近的社會事件，我們的島嶼是個跟世界完全相反的地方。

如果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少年做出反社會的行為時，即使在美國，都會被激烈地即刻壓制，甚至會有生命危險，但是在台灣，這是相對安全，甚至會引起多數民眾同情的行為。

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青少年去狂歡與聽演唱會，這是相對安全的事情，但在台灣，這卻是比反政府還要危險許多，甚至會有喪命的可能。

https://zh.m.wikipedia.org/zh-tw/八仙樂園彩色派對火災

最近有幸參與政府資訊教育藍圖的發想會議，聽了師長與委員精闢的發言，也是一個自我學習的機會。因為最近幾年來在政大數位內容學程的教學經驗，也讓我對於資訊教育的願景產生了新的看法，最近我所任教的學程陸續出現了一些同學，本身擅長的不是某個專精的領域，而是溝通與跨領域整合，因為論文專題的製作需求，這些同學尋求擅長設計、程式與電子電路同學的幫助，反而促成了學程中跨領域的合作。

這讓我想到網路的價值所在； 以3Com創辦人梅特卡夫命名的「梅特卡夫定律」（Metcalfe’s law）如是說：一個網絡的價值等於該網絡內的節點數的平方，而且該網絡的價值與聯網的用戶數的平方成正比。這說明了在網路時代，真正價值的建構，在於更多有效的連結，而非單獨節點的成長。

兩個電話間有一種連接方式，五個電話有10種，而十二個電話則有66種。
（維基百科）

在我們傳統教育中，我們教育的重點還是在於個體的培養，即使關於「群育」的訓練，也比較著重在於服從與負責的要求，但有時在群體中的衝突，反而會引發更多的創新靈感；在臺灣，演講完如果請觀眾發問，通常得到的是一片死寂。如何在連結的狀態下，不論是平輩間的溝通，或是上級與下級之間的互動，可以用有機的方式產生更多碰撞與火花，這大概是臺灣教育中比較缺乏的訓練。

網路的價值，不在個體能力的提升，而是如何產生更多有意義的連結，資訊教育的願景，不僅是個體能夠搜尋與獲得所要的資料，也在於個體可以透過社群網路，建立起跟其他個體的有效連結。

最近蘋果iPhone設計師Jony Ive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，對於為何iPhone為何不用更大的電池提出以下的說明：…當iPhone看起來更輕與更薄，使用者會更喜歡用它，而讓電池更快地消耗，更大的電池會將iPhone變得更大更重、更不靈巧…

這讓我想到跑車的邏輯。所有跑車設計的重點，其實不是經久耐用，而是更酷更炫，與要求所有人持續的關注。一個不會壞的跑車不是好的跑車。因為有錢的車主，享受的是如同一個會撒嬌小三的經驗：當你有了一台昂貴跑車的時候，你也一定要有一個專屬的車庫，和專屬的修車廠與技師。小三跑車三不五時會身體不適，要回娘家保養。這時機也是車主與保養廠技師互相傾訴專業知識的好時間，試想如果車子不出毛病的話，車主要找誰聊天，來顯示自己非常懂這輛車呢？所以當聽到引擎有些奇妙的雜音，送廠維修等的歷程，不但不是一種負面的經驗，反而是擁有跑車應該要享受的重點經驗。

如果用同樣邏輯來思考的話，如果iPhone都不需要主人的關心，那麼這情分也就會逐漸淡化。但是如果這些產品持續地需要主人照顧的話，主人才會時常想起自己擁有的這些產品。

http://www.engadget.com/2015/03/06/jony-ive-iphone-battery/

我曾經聽過一個建築相關的演講，講者將臺灣的建築與日本比較，提出了他的看法：「日本的建築，花三年的時間規劃與設計，花一年的時間建造。臺灣的建築，花一年的時間規劃與設計，花三年的時間建造，然後再花三年的時間修補。」

而臺灣的創作，當創作技術運用到大量技術時，也逐漸沿著這樣的軌道發展。可能是政府的補助時程太短、技術資訊不流通、前製作業無法做到詳盡的測試、創作預算侷限等種種因素，但最後的結果，是當初規劃與設計作品並沒有做到很完善的地步，所以開始實際製作時，常會看到從小規模的更改作品內容，到大規模的翻案與更換作品核心技術等現象，但是可能也是臺灣生命力的強韌，隨著作品內容的修改，創作者也可以隨時更改創作理念與論述，將作品說得合情合理。這好像是臺灣早期的違章建築，隨著建造而改變主體，到最後，這樣隨機生長的過程，反而成為作品最重要的特色。

我想，這現象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技術人才可以支援創作技術，而必須依賴大量的國外開放源碼，如果花了太多經費與時間來開發自己的技術，可能明天就會被另外一個更炫的開放源碼所打敗。所以創作者有如海灘上的螃蟹，隨時注意著被浪潮沖上海灘的零碎食物，但是也不必太依戀目前手上已經擁有的殘渣，因為更好的東西隨時可能被浪潮沖上來。

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我十分佩服一些創作者的論述能力，或者說，論述本來就是當代藝術的核心吧？

隨著電腦特效的進步，近年來打著科學旗幟的電影也多了起來，因為以前無法展現的科幻場景，像是無重力或是相對論中時間與空間的壓縮，也可以利用特效展現出來。然而，這些電影雖然標榜著科學，但是這些「科學定律」時常也只是編劇運用的素材之一，就像是電腦特效一般，只是一個用來吸引觀眾的效果。如果用嚴格的科學來審視，這些電影中都有許多的破綻，一個將許多不可能的情節串連在一起，而成為一個過於矯情的故事。

雖然科學歸科學，導演終究要讓大家感受到故事中的人性，但是當現實被彎曲得太厲害，真實性也逐漸消失，這讓我想到著名的物理學家卡爾薩根（Carl Sagan）曾因為憂心核武競賽，而提出「核子冬天」（Nuclear Winter）的理論，認為如果全世界發生核子戰爭，因為核子爆炸而揚起的煙霧會進入平流層，遮蓋日照，會造成全球化的類冰河時期。當初卡爾提出此理論，是希望說明不管在核子戰爭誰贏誰輸，最後都會造成人類共同的滅絕，但是這樣美好的理論在實驗下破滅，成為一個幻想，或是一部電影情節。

我想，不管這些電影在宣傳上多麼標榜「科學」，我覺得真正將科學的精髓編織進入劇情的故事，可以這樣來思考：

• 故事情節是否願意花足夠的篇幅（電影時間）與預算去說明正確的科學理論？（像是Benjamin Bratton對TED的批評，在電影中，任何複雜的理論大概只有三十秒的解釋時間吧？而且大概都是某個博士說說話，拿鉛筆戳破一張紙就算講完了，連花些錢做些視覺模擬都欠奉）
• 所說的科學理論是否在情節的進展上扮演關鍵的邏輯？或是這些科學理論可以被其他說法或特效取代，而對劇情毫無影響？

最近將要上映的Automata用兩分鐘來解釋AI的危險之處，想到史帝夫霍金的發言：「人工智慧的發展雖然一日千里，卻也可能帶來人類的末日。」我想，科幻電影最引人之處，是將可能發生的未來，用視覺呈現在我們面前，讓觀眾開始思考，這是否是我或我自己的後代願意接受的未來？

當年在讀機械系的時候，課業繁重，有時同學間不免互相借作業來「觀摩」一番，因為作業種類繁多，觀摩的方式也五花八門，例如機械系必修課工程圖學的作業，當年上繳的是用針筆與平行尺親手畫出來的原稿，經過代代累積的智慧，一種「觀摩」的方式，是將參考的工程圖貼在窗戶上，上面覆蓋自己的圖紙，然後用針將一些關鍵點戳孔，完成後，只要參考原來的工程圖與有孔的圖紙，就可以很快地將圖拷貝過來。大家一定會問：為何不直接覆蓋上去照著畫就好？這是因為如果完全照著畫，所有的線條的端點與尺寸文字的位置都會完全一樣，這樣很容易被老師抓包。而有了這些參考點，其實畫起來很快，又可以得到一張與原圖有些差異的工程圖，所以這方法逐漸在機械系中勝出。

後來我也曾在某設計學院教工程圖學，但是現在的工程圖都用AutoCAD來繪製，我還記得，全班同學約有八十幾個人，在期末我要每位同學用AutoCAD畫一個簡單的工程圖，存在光碟片交上來。收到作業後，我將這些作業都考入硬碟中，然後全部選起打開，這樣就可以很快地看完並打分數。第一個作業顯示在螢幕之後，接下來螢幕就不停地閃爍，但一直停留在同樣的畫面。剛開始我以為是否電腦出了問題，但過了幾分鐘，我發現電腦有很努力地開啟檔案，但是因為每個作業都長得一模一樣，而造成了不斷閃爍的現象。原來同學都拷貝某位同學的檔案，再改一下檔名就交上來，連視角都懶得改（或是不知道怎麼改）。

這件事讓我對於數位時代的抄襲有了深刻地體認，在過去，抄襲的過程多多少少會讓抄襲者學到一些相關知識，像是抄筆記，抄襲者多少也將抄襲的內容看了一遍。但是在數位時代，抄襲者除了 Copy & Paste等的電腦操作外，可以完全沒有記得任何東西。就像是程式的Hacking，將程式碼剪下貼入，雖然程式可以跑，但是剪貼者可以完全不知道這段程式的原理何在。

隨著軟體越來越進步，我們也越來越難以用傳統的方式來檢驗學習的真假；或是說，在數位時代進步最多最快的，是人們粉飾太平、做表面功夫與敷衍了事的能力。

因為有了小朋友，也對於嬰幼兒用品有些關注。一個有趣的演變，是嬰兒車乘坐方向的改變。

 

以前的嬰兒車，嬰兒的乘坐方向都是向前的，但是現在一些高檔次的嬰兒車，嬰兒都開始面向家長。這雖然是個小小的改變，但也可以看出家長對於小孩子呵護思考的改變。

以前嬰兒車的方向，代表的是家長的態度，認為小朋友應該勇往直前，可以跟家長分享一樣的視野。萬一嬰兒需要照顧，家長要累一點，繞到嬰兒車前面蹲下來，才能處理小朋友的事物。

現在嬰兒車的方向，代表的是家長認為自己隨時可以監控小朋友的狀況最重要，小朋友看到的世界，是以家長為中心，外界的環境是家長的背景；萬一嬰兒需要照顧，家長可以在自己的高度來照料小朋友，不過因為把嬰兒拉高了，所以需要將嬰兒在座位上綁得很牢。

這兩種態度，也代表著人類社會的變化，人口越來越多，競爭越來越激烈，人們也需要更小心地照料自己的後代，保護他們免於黑心食品、跨洲傳染病、空氣污染、隨機殺人等越來越多的外界危險。

李昂˙特雷門（Léon Theremin，1896-1993，wiki 連結）是俄國的發明家；他最有名的發明，大概是「特雷門琴」（Theremin，1919），這是最早的電子樂器，使用兩根天線演奏，左手接近左邊天線時，會因為手與天線所產生的電磁效應而影響音高，右手與右邊天線的遠近，則可以影響音量大小。

但特雷門另外還有個工作，替當時的KNVD（KGB的前身）工作，研發竊聽設備。在這領域中，他發明了「雷射麥克風」的前身，他利用紅外線反射偵測玻璃的微小震動，這震動可以推導出人們在室內說話的聲波，而能竊聽在屋內人們的交談內容。

他在這領域中最有名的作品，應該是所謂的「無名的事物」（The Thing）。這是利用類似的原理，但是他將他製作成美國的老鷹國徽，並由俄國小學生以「友誼的象徵」贈送給美國大使館，而懸掛在大使的辦公室七年之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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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雷門可能是極為少數的創作者，在藝術與間諜戰這光譜的兩極，都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記。但是如果檢視這兩者所使用的技術，原理都是「干擾產生訊號」這樣的思考，相同的創意，在不同的領域，造出完全不同的結果。